中华五千年为什么政权总在更替？

     历朝初期，统治者都清醒人民力量的重要，都能以革命的手段刷新吏治，恢复民生。但多则百年，少则数年或数十年，便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官员冗杂，享乐盛行，风气败坏。正如书的作者归纳的，“周而复始—开国君主的让步政策，国泰民安的王朝中兴，官宦子弟的擅权侵职，哀鸿遍野的造反和战乱”。

      在唐朝“贞观之治”的顶峰时期，魏征写出〈谏太宗十思疏〉，让皇上“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北宋包拯在《乞不用赃吏疏》指出，“贪者，民之贼也。”“虽有重罪，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忌惮。”在〈论减冗官节财用〉谏文中指出，“是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则国计民力安能不窘乏哉？”而后看各朝各代，都有关于“严惩贪虐”、“崇尚节俭”、“请禁宴会”、“革冗官”等谏文。但世系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往往一代不如一代，后代继承王位的人或者已经习于享乐吹捧，无视政权存在的各种危险，或者看到了危险，但安乐的成长环境早就废了其祖辈打江山时的豪气与魄力，只能勉强维持了。

      王安石在〈上万言书〉中论述了变革的必要，其中有段深刻的论述用最通俗的话解释就是，我看皇上，自己节俭，也聪明，起早贪黑，工作辛苦，即使节假日也不休息，声色犬马都不好，对老百姓也仁爱，看您这样的皇上，尧舜也不过如此啊。有这样的皇上，天下应该是太平盛事啊。但为什么却是总怕老外，国家也没钱，而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呢？王安石总结说，“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也就是说，人虽然好，但不知制度建设，还是治理不好国家。

     王安石强调要变法，但历朝吏治腐败、政权危垮之时，不是没有大臣提出要变法，也不是所有君主当时没有想过要变法，清朝末期慈禧也是要变法的。但往往是统治者缺乏宏才大略或改革魄力，导致所谓变革往往是象征意义，应景而已，拖得问题不可收拾，激起革命。

     今天我们强调法治，认为法治是国家改革的方向，所以学者经常批评“清官意识”。但问题是，法治不成，又没清官，那怎么建设和谐社会，百姓怎么能够安居乐业？平时讨论社会问题，听的最多的话就是，问题太复杂。但翻看一下史书，发现其实问题不复杂，所谓复杂，或者遇见了庸人，或者就是一种托辞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