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用来蔽体、保暖和修饰之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符号。作为文化符号,各种服装构成不同文化符号系统，人们可以通过服装彼此了解和沟通。不同性别、年龄和身份地位的人，衣着存在明显差异，所以服装是人的性别、年龄以及身份地位的表征，具有显示人的某些特定信息的符号作用。由于服装具有识别作用，可以用以辨别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财富等信息，因此有宋代释惟白《续传灯录》
中讥讽的现象：“五陵公子争夸富， 百衲老僧不厌贫，近来世俗多颠倒，只重衣衫不重人。”由于一些国家和不同民族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服饰，因此服装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符号。另外，不同职业也有所谓“职业装”，军警制服是最为人们熟悉的职业服装。在法庭上，司法官和律师传着的法袍也是一种职业装，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在我国法庭审判中，常见被告人穿着号坎儿，这当然不是职业装，却也可以说是一种制式服装，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
制服的魔力
二十几年前，许多行业开始流行自己设计的制服，大体都仿效军警制服，弄得到处都是大盖帽，俗语称：“出门上了道儿，满街大盖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军警制服被看作最具有制服感的服装，缺乏想象力和急于寻找一种权威感的各个部门，纷纷仿照这种式样设计自己的制服。近十年来，军警式样的制服已经减少了不少，制服样式也多样化起来，设计者的想象力释放了一些，街上往来人，头上高耸的帽沿已经不那么多见了。
当然，制服的式样变了，制服种类并未减少，数起来不少于三十种，诸如军警制服、工商服装、税务服装、城管监察服装、司法服装、卫生防疫服装、环境保护服装、交通稽查服装、物价管理服装、车站服装、保安服装等等，放在一起，真是满目斑斓。
那么，为什么要有制服？制服是“工作服”或“职业装”之别称或简称，具有三大功能，一是用来统一和凝聚，统一是为了让那些各色人等整齐划一，看起来大体差不多，免得智愚贤不肖异样纷呈，好处不必说了，这样也有个坏处，如美国学者保罗·福塞尔( Paul Fussell ) 所言：“世人共同面对的难题就是：每个人都必须穿制服，但同时又必须拒绝穿制服，以免自己珍贵的独特个性遭到抹杀。”制服会泯去或减低个人的独特性。凝聚是使从事某一特定职业的人产生职业认同感，从而形成精神上的凝聚，容易达成默契和共识。二是用来区别与隔绝。穿上制服，可以区别不同的职业和官阶，起到标志和辨别作用，并与其他角色产生一种疏离感，凸显职业、身份特性。制服就是为了达到和实现这一目的和功能而设计和使用的。三是用来约束与督促，制服对穿着者形成某种制约。制服也对他人形成某种制约且更加便于制服穿着者去约束他人。“制服”的反义词是“便装”，便装是一种轻松、开放的服装，穿着随意，内心轻松，除非军警穿着便装执行任务，制服具有的制约性化为无形。
有些制服还有一种提神作用，可以使人较快进入某种角色，卓别林在拍摄影片《大独裁者》之后曾言：我一穿上大独裁者兴格尔（影射希特勒）的军服，立即像灵魂附体，找到独裁者的感觉。他说的，就是制服的这种神奇功能。不过，和平时期的独裁者很少身着军服，他们像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一样身着西装或便服，满面笑容，通常不见杀气。
法袍的意义
穿上法袍，有一种职业上的尊严感，这是身着法袍者自身的感受，也是其他人对于法袍的观感。
袍服式样的民族服装有许多种，但在各种职业中，我所知道的，只有僧侣服装、学位服（学位服只是一种礼仪服装）和法袍是袍服。这些袍服都与一定的尊崇度联系在一起。僧侣是与神明走得或者坐得最近的群体，教徒更是上帝或真主的人间代理人或者仆人，当然具有相当的神圣性。获得学位，表明学问高到了一定层次，对于知识的探索是人类最可尊敬的行为之一，拥有相当的知识在所有尊重知识与文化的社会都是相当了不起的事，因此身披法袍的文化意义就不可低估了（现在文凭滥发导致学问袍裹着愚昧无知的情况另当别论）。法袍与这些相比肩，昭示的是对于法律神圣性的尊重，也带有司法的尊严感和权威性的意味在里面。身穿法袍，承担的是“上帝”的角色，辨明是非，判断罪错，施以制裁，加以刑罚，掌握他人之生命自由，评定争议的财产归属，其功能虽在判断，意义却非同凡响。
法庭上身穿法袍，对于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人来说，既有角色识别作用，也有自我角色认同和提醒作用，帮助人们时刻意识到自己职业的高尚性和工作不与流俗，增强责任心和使命感。穿得五花八门的，甚至像扑克牌里的大王似的，恐怕达不到这个效果。
我国检察官的出庭服装未采袍服式样而采西服式样，即蓝黑西装样式、胸前缀以徽章。这种检察服，穿起来意气闲雅，视瞻聪明，庄重而不轻佻，简捷而不累赘，确为上选。我曾经著《检察服的颜色革命》一文加以赞赏，认为这样的制服“不仅颜色沉稳大方，与检察工作的严肃性相协调，契合检察官的身份；而且式样美观得体，无论出席法庭还是出门办案，感觉磊磊落落，利利索索，不会有扎眼的感觉。较原来豆绿色制服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红色国徽的大小也恰到好处，太大则突兀，太小而不显。”我国检察服曾几经变化，有三代之分，原来的两代制服简陋而缺乏美感，那种豆绿色制服加上大高帽，与军服也鲁鱼亥虎，容易混同。服制的变化，不仅仅是换身衣服而已，它反映的是权力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变化。检察工作特点是简洁、明快，藏蓝色西服与这种风格相一致。无论侦查检察官还是起诉检察官，穿起来显得精干，兼有美感与美意。
在我国的法庭上，律师与法官同样穿袍，对于我们这个欠缺现代司法传统和现代法治文化不够丰厚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拉抬律师精神地位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律师与法官同样穿袍，意味着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一样，都是高尚职业者，不能自降为讼棍。法袍对于律师的意义，有一种现代法律文化创造的作用，
法官、律师在法庭上身穿法袍，同身穿法袍以及检察官身穿制服一样，成为司法礼仪的一部分。礼仪包含衣着得体，在礼仪规范中专门有一项是衣着礼仪。有论者提到，在不同场合认真选择适宜的服装颇为重要，服装体现了一个人的修养与品味，随随便便的衣着不适合出席的场合，见辱于己，贻羞于人，不可等闲视之。既然已经有了法袍和制服，出庭皆应穿戴整齐，这样做是对法庭的尊重，也体现了自身的修养。
号坎儿的符号作用
法庭上，最扎眼的服装是号坎儿。
号坎儿是一种单薄的无领无袖的坎肩儿，没有全国性统一式样，颜色以黄色、灰色居多；有的由号坎儿两色构成，如灰色与橘红色。号坎儿的得名是在看守所监号里被羁押的人穿的简便囚服。不过，人们习惯上将有领有袖的囚服也称作号坎儿。
号坎儿本身就是一种制服，当然也如其他制服一样具有某些功能，例如号坎儿都清楚醒目，与光头一样，便于辨识，所以号坎儿的目的首先在于区别，方便管理者对被羁押的人进行管理和防范，防止其蒙混出所，如果一旦逃亡，短时间内也便于捉拿。在押解过程中，号坎儿的识别作用更为重要，人头攒动，号坎儿鲜明，戒具加身，会增强押送过程的安全性以及押解者的信心。不仅如此，号坎儿还有一种角色意识唤起作用，强制穿上号坎儿，使被羁押的人直观意识到自己角色的转变，由五行八作的一般社会角色变成阶下囚，从而建立起与新角色相一致的服从、约束以及反省的意识。
号坎儿本来是看守所的在押人员的制服，在法庭审判中不宜出现。法庭上被告人身穿号坎儿参与审判活动，显然是看守所文化在法庭的延伸，将识别、约束与防范外在化，直接呈现在法庭上。
这种让被告人穿着号坎儿出庭，已经成为一种司法习惯，由于绝大多数被告人最终被判决有罪，司法机关似乎觉得没有必要祛除号坎儿带来的符号作用，这就是被告人是有罪的。尽管号坎儿上不会写有“被告人是有罪”的字样，但穿上这样的衣服，就容易让人们将被告人与社会上的一般人区别开来，从而产生一种预断作用。这种预断作用在缺乏司法理性的参与法庭审判的素人（layman）还会被放大，妨碍其祛除偏见秉公而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一些国家的羁押场所，被羁押者身穿囚服，如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在押人员一般都穿着橘红色的囚服，但在这些国家的法庭上，同样是这些人，却通常不见有穿囚服上庭，也鲜见其镣铐加身。我国的法庭审判，被告人身戴戒具早已司空见惯，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早就对被告人出庭是否戴戒具作出过限制规定，但被告人桎梏出庭的现象仍然普遍。被告人身穿号坎儿，更不值得大惊小怪，很耐人寻味。近年来，一些法院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如2006年福建省厦门市中级法院在审判一起涉嫌贩卖毒品的案件时，允许被告人自主选择穿什么衣服出庭受审。这一做法，获得好评。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在全国推广开来，也不知厦门市中级法院是否将这一做法坚持下去。
被告人穿着号坎儿出庭，是与无罪推定的精神相违背的。既然被告人尚未被法院最后确认有罪，在诉讼地位上就应视同无罪的人。如果被告人受到无罪推定的保护，就没有理由让他在法庭上带有罪犯的“符号”。被告人出席审判，有权选择穿什么样的衣服，他可以穿得愈普通人一样而不是让人一眼看去就像个罪犯。我们能够体会到，号坎儿这种服装，在法庭上会发酵出一种羞辱作用，出庭被告人衣着体面，才能够感到自己的人格尊严受到尊重。
法庭衣着不能仅仅看作是衣着
曹靖华先生曾写过一篇回忆鲁迅的散文 《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里面提到：“幼年读书，遇‘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曾想：衣所以蔽体，御寒而已。怎么穿得不当，还足招祸？遇孔丘‘微服而过宋’，曾想：像所谓‘万世师表’那样方正、古板，道貌岸然连走路都‘行不由径’，吃饭也‘割不正不食’。一旦人要杀他，为了避免人注意，怎么还把平常的衣服都换了逃走呢？此外还遇到许多有关穿着的话，当年都不求甚解，终以不了了之。”
这篇文章后来谈到旧社会人们只重衣衫不重人的社会现象，感慨“这样社会，古今中外，易地则皆然。可见穿着也不能等闲视之呀。”
其实，仔细想来，除非是衣着式样、颜色单调甚至整齐划一的拜占庭式国家，任何社会都会服装多样，质地不同，也就难免让人根据衣服具有的符号作用对人进行初步判断。这是易地皆然的事情，符合常人的一般规律。其中的奥秘并不复杂，服装从来都载有特定的个人信息，不用福尔摩斯的头脑，也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自觉或者不自觉进行解读。关键是，人们能够意识到服装的这一特性，并借助他来观察服装背后的政治、司法和社会文化的内涵，提升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我国过去的法庭，法官、检察官都穿着军服式样制服、戴着大沿帽，是一定社会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反映。坚硬的大帽檐和帽檐上鲜红的国徽以及制服两肩上的肩章，都代表着专政的威严，这种外在权威性的过度刻画，也造成法院失去了司法一般性，导致军事法庭的错觉。如今的法庭服装显然更接近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庭衣着，有助于改善我国法庭的社会形象和国际形象。
这种改变显然还不彻底，被告人的法庭衣着就令人感到遗憾。被告人在法庭上穿什么，同样彰显着一个国家的司法文明。我们应当认识到，拥有仪容整齐的机会，是在押被告出席法庭审判的一项权利。当法官、检察官、律师都穿了法袍或者制服，也到了应注意到被告人的出庭着装的时候，让我们以一个小小的改变向司法文明再靠近一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