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原因的新发现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是中国社会治安的“黄金期”，被人们称作“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年代，至今仍被老一代人津津乐道。从相关的统计看，1962年全国刑事立案数32.5万起，比上一年减少了23%；1963年为25.1万起，比上一年减少29.5%；1964年为25.1万起，减少29.5% ,1965年为21.6万起，比上一年微增0.5%。从1962年～1965年的犯罪率统计（62年4.8/万；63年3.6/万；64年3.1/万；65年3.0/万）看，的确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中犯罪率最低时期。

      1983年全国实施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国家领导人的初衷是希望能将社会治安恢复到60年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状态，但经过“严打三大战役”犯罪率短暂下降后迅速反弹，以及后来犯罪率的持续走高，使这一初衷未能实现。

       再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治安盛世，一直是老一辈领导人和老一辈犯罪学界同仁的“心结”。为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后的1962年～1965年会出现几十年未遇的犯罪率最低呢，原因何在？是中国犯罪学界的“未解之谜”。原湖北警官学院杨国华先生研究称，1960年和1961年冬春之交，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出现了全国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发生许多群众性偷摸、哄抢，大量农民外流、城市职工请愿闹事，治安形势紧张。为此，公安部召开了第11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当前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其总的指导思想是注意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规范对限制人身自由权力的行使，缓解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治安秩序（见《中国警政史》 中国书局 494～495页）。这一观点被称为“社会矛盾缓解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三年灾害之后，中央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农业生产连续几年增收，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是犯罪率下降的最直接原因。被称为“经济恢复说”。

      笔者最近的研究发现，上述“两说”都有偏颇，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段时间中国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逆城市化”现象。

      城市化是指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增加，城市规模扩大和数量增加，一般说，工业化伴随着城市化，“逆城市化”则是一种相反的现象。从相关史料分析，为缓解“三年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城市供应紧张，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中央从1961年初开始调整全国城镇化政策，动员城市部分职工及其家属到农村务农。据1961年4月9日中央转发五人小组《关于调整农村劳动力和精简下放职工问题的报告》记载：26个省市共调整人民公社以外人员720万人，调整主要对象是1958年1月以来进城参加工作、来自农村的新职工。1962年5月的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调整时期的中心工作有两个：一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二是加强农村生产队工作。他说：“我们有了粮食、棉花和其他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东西要靠生产队拿出来。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涉及生产队的问题，安置城市人口要靠生产队”。邓小平同志的意见被中央采纳（见《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1271页）。

      1961年～1965年，全国共精简城市职工约1887万人，压缩城镇人口2600万人；到1965年全国城市数从1961年的208座减少至171座，减少了17.8%；城市化水平由1960年的19.8%下降到14.6%（1964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出现了大幅回落。

       中国的城市化与犯罪率增减有着怎样的变化规律呢？⑴“一五”初期，新中国首次出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现象，全国犯罪率上升，1953年4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进城农民返乡，犯罪率下降。⑵1956年农村合作化运动后，安徽、河南、河北、江苏等地农民、复员军人和乡村干部蜂拥至城市寻找工作，1957年全国犯罪率上升明显，当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8年农村人口大量迁移现象缓解，农民返乡，犯罪率下降。⑶根据皮尔逊R系数，对1992～2006年的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犯罪率进行相关分析，两者相关系数为0.9，表现出极高的相关性。这些变化规律可以推定，1962年～1965年大规模的“逆城市化“现象是中国犯罪率大幅下降，社会治安的“黄金期”最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