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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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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19 10: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实践中,“先刑后民”被滥用的现象非常普遍,有的是当事人在答辩和申诉阶段,有的是在法院的审理过程和裁判上。

  其实,“先刑后民”是有严格限制条件的,不是在民事案件中碰到任何刑事问题就可以适用的,更不是司法原则。“先刑后民”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案件标的或者事项的交叉或者重叠时的客观需要。就是民事和刑事发生摩擦和碰撞时,动用公权力的刑事诉讼能够更好或者确切地查明事实,实现法律的公平公正,而不得不刑事优先,是为了办案的需要。如果动用刑事诉讼对民事案件和社会整体不利的话,这样的“先刑后民”就该叫停。

  程序上,“先刑后民”不是绝对的,有的案件其实是“先民后刑”,像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的交叉和重叠案件,往往是先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后发现涉罪问题的。所以,“先刑后民”和“先民后刑”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公权力优先的含义,没有谁服从谁的问题。实体上,从《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和第六十条看,刑事财产罚没让步民事侵权和债权,反而说明了私权利优先公权力。进一步地说明了,刑事程序优先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民事实体的需要,其实是“先民后刑”使然。

  无论是“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甚至行政案件掺杂其中,法理出处应该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一条第(六)项“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精神,而不论是什么性质的案件。

  虽然,1985年8月19日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1987年3月11日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和1998年4月21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给人总体上的感觉是刑事程序优先民事程序,但从其中的具体条款的内涵看,最终目的还是出于办案的需要,出于广大人民群众民事利益的考虑。

  随着时代的发展,近些年来,非法集资、非法传销、P2P网络集资诈骗等涉众数多、金额巨大的案件不断爆炸,程序上的“先刑后民”越来越暴露出弊端。像浙江东阳的吴英案,早该返还的民众财产,至今已十年多过去了,还拖挂着,与刑法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秩序的宗旨背道而驰。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不顾《刑法》在实体上的“先民后刑”,单纯地在程序上“先刑后民”,喧宾夺主,本末倒置,为办案而办案,滥用职权,导致人民群众在碰到经济案件时不敢报案,怕刑事介入后维权更难。

  所以,对程序上“先刑后民”应当有严格的约束,要有期限上的要求,要有服从民事利益的考量,要把侦查权关进法律监督的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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