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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舒锐:不当司法报道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已有 1819 次阅读2014-8-3 09:40 |个人分类:舒锐法评

 司法新闻报道不仅能满足人们的普法需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司法行为的监督,更能和司法公开形成良性互动。正是在各方需求下,司法新闻报道在所有新闻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多,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也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人民法院一直都对司法新闻报道持主动支持态度。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表明:“新闻媒体因报道案件审理情况或者法院其他工作需要申请人民法院提供相关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提供裁判文书复印件、庭审笔录、庭审录音录像、规范性文件、指导意见等。如有必要,也可以为媒体提供其他可以公开的背景资料和情况说明。”
  而在司法公开成为大势所趋的语境下,媒体所能掌握的信息将越来越多,报道也能够更为详细、深入,与此同时,由于一些媒体他律、自律不足,也带来诸多具有争议性的不当报道。
  一些司法新闻报道大量揭露当事人隐私,侵犯当事人人身权利。尤其在刑事案件中,对媒体而言,天生具有使用、揭露涉案人员真实情况的冲动,因为这样可以增加报道的可信度、可读性,当案件与涉案人员的特殊身份挂钩时,更能吸引公众眼球。
  对于媒体报道司法案件是否可以使用涉案者的真名,个人信息可以报道到何种程度,这在现行法律中并没有任何规定,主要依靠行业准则进行规制。如新华社公布的新闻报道禁用词要求法律类新闻对犯罪嫌疑人家属、涉及案件的未成年人、涉及案件的妇女和儿童等9类人不宜公开报道其真实姓名。而普通被告人并不在保护之列。一般情况下,媒体只要没有歪曲案件,是可以使用被告人真实情况的。
  然而,现有规则也许并不是最合理的,甚至将让各方陷入窘境。首先,当公检法机关的司法行为存在阶段性错误时,现行报道出个人真实情况将造成覆水难收的后果。其次,个人真实情况极易导致对隐私权和名誉权的侵犯,媒体因此被推上被告席的事件在国外屡见不鲜,在我国,引起当事人不满甚至投诉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再者,有可能让罪行实施者受到法律之外的惩罚,甚至难以回归社会。最后,个人真实情况还可能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日本有个案例,1976年,一名女银行职员把幼女活活掐死的事件被媒体大肆报道之后,这名女职员在法院判决她有罪的当天自杀。据调查,该女职员的自杀与媒体的报道有很大关系。
  一些司法新闻报道大量揭露不恰当案情,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引发新闻事件的客观事实已经给当事人造成了物质或精神的第一次伤害,而在特定案件中,新闻报道又将造成当事人物质或精神上的再一次伤害。而无意中造成的“二次伤害”的后果可能比第一次伤害更为严重。如2013年5月发生的“海南校长带6名幼女开房案”,一些媒体让受害女生向记者讲述了她和校长怎么认识以及如何去开房、为何去海口的详细经过,相关文章甚至做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对女童进行采访,披露出细节,也许能够换来公众的集体愤怒,也许能够督促办案机关更大限度地信息公开。但这一切都本不应以再次伤害女童为代价。
  也有一些司法新闻线索来自某方当事人单方陈述或司法程序阶段性认定,存在不客观性、片面性,同时,还有些司法新闻报道本身就附带法律评论或专家说法,对于未决案发表有失偏颇的事实认定和法律分析意见,并进行司法预判,恐将带来舆论审判。
  相关报道使得在一些案件中,法院还未判决,公众已经对之产生了不合理的心理预期,而当法院最终根据所认定事实和法律作出和公众事先预期不一致的判决结果,就将陷入饱受质疑的被动局面,即使充分释明,也很难改变先入为主的偏见,进而使公众对司法机关产生信任危机。
  其实,不当司法新闻报道并不仅仅限于以上三个方面,有些媒体未经允许,采取偷拍、偷录等方式对司法活动进行“暗访”并片段截取;有些媒体在自己的版面上发表自己涉诉的倾向性报道;一些报道对当事人正当行使权利的言行作出不恰当的评论;一些报道直接对办案司法工作者品行水平提出侮辱性质疑。如此种种,可谓不胜枚举。
  之所以出现以上不良状况,主要在于我国目前对于司法报道行为并没有较为明确的法律与制度规制。仅有的相关政策性文件主要强调司法权对媒体监督权的让渡与尊重,对新闻媒体赋权居多,限制较少。现有制度只是很笼统地规定,人民法院发现新闻媒体在采访报道法院工作时有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等行为,可以向新闻主管部门、新闻记者自律组织或者新闻单位等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相关规定留下了大量制度缝隙,导致可操作性不强,也正因此,我们有时看到一些明显的不当报道,但鲜见有人受到惩罚。同时,这也以事后追究为主,难以实现对司法权威和当事人权利的实时保护。
  有必要对司法新闻报道划定明确的法律界限。事实上,司法新闻报道的尺度涉及多重权能,既涉及媒体的监督权与言论权,也涉及司法机关不受不当干扰,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更涉及当事人的各项人身权,还涉及普通民众对司法案件的知情权以及不接触不恰当信息的权利。尤其是在以上权能都在不断扩张的现状下,各方迟早将出现激烈碰撞。
  如何最大限度地让各项权能彼此尊重并良性互动;司法新闻报道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当事人通过何种途径防止甚至对抗媒体权的可能侵犯;法院如何在尊重媒体监督权的前提,维护司法独立性、权威性并为当事人提供无懈可击的保护;不当报道如何界定,相关责任人如何界定,将承担何种责任,如何追责。对于以上问题,各方均须早思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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