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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习总书记掀起“廉政风暴”意在振兴经济

已有 5676 次阅读2014-7-22 15:55 |个人分类:时论酷评

上周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受贿1073万余元,一审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3年6月30日王素毅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那时,他也成为了首位落马的“60后”高官。肇始于十八大之后的反腐大业至今已有36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应声落马,王素毅就是其一。王素毅领刑标志着此轮反腐风暴进入瓜熟蒂落的收获期,在一系列反腐动作之后,“老虎”们最终的命运也将逐一尘埃落定,将从“落马季”进入“审判季”。
众所周知,腐败是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实惠一小部分人的行为,不仅侵占公众的基本权益,破坏正常秩序,妨碍经济发展,而且奖励钻营、鼓励欺骗,从而破坏社会正常的道德秩序。而当国家治理机制由于腐败猖獗而弱化时,伴随而来的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暴力抗争,甚至是恐怖主义。因此,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总书记,数次表态释放了中央反腐的钢铁般决心和意志。作为执政党,自身作风如何,“身子骨硬不硬”,将直接影响未来中国的命运。
“既打老虎,又拍苍蝇”、“重速度、要广度”、“标本兼治”是本轮反腐最醒目的三大特点。事实上,早在2013年1月22日, 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出反腐“动员令”——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反腐不仅动了真格,而且已形成了一股“廉政风暴”。据公开报道显示,在“被查”消息披露的5天前,去年8月27日上午,蒋洁敏还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进行调研。从李春城到刘铁男,再到如今的蒋洁敏,中纪委查办高官的动作之迅速,也让舆论用“风暴”、“霹雳”、“秒杀”等词汇形容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的反腐决心。从省部级高官被查处的密度和速度来看,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的反腐力度是近三十年来最大的。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事实上,当年香港掀起的“廉政风暴”也值得内地借鉴。
看过香港电视节目的人,相信对“香港,胜在有ICAC”、“廉署请喝咖啡”等宣传语并不陌生。如今的香港拥有一支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在全球清廉城市、国家排名遥遥领先,令人称赞。但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之前,香港的吏治腐败也曾经搞得民怨沸腾。贪污受贿现象在公共服务机构中十分严重:救护人员在接病人前往医院前,会向病人索取“茶水钱”;消防员开水龙头救火要收“开喉费”;住院的病人要打赏医院的护工,才可取得开水或便盆。尤其在警界,警方与黑道的勾结已经到了半公开化的地步。在当时的警界,不但上层人物贪污受贿,基层警探也与黑道勾结起来,把整个香港搞得乌烟瘴气。市民怨声载道,政府却显得有些束手无策。社会活动家杜叶锡恩回忆说:“当时,每一个小市民都在受苦。从置区内每一位店东,街市每一位小贩都要付黑钱,简直要把他们勒诈至死才肯罢休。” 
但是,转折点就发生在1973年,廉署排除万难,查办了70年代香港警界第三号人物、担任港英总警司的葛柏,让人们重拾对法治的信心。英国人葛柏,于上世纪50 年代加入香港警队,70年代初,香港警方发现葛柏有一笔1.2万加元的储蓄来历可疑,随即展开代号“夏湾拿”的调查工作。葛柏闻讯后,申请提前退休,并将大量现款汇到海外。检举贪污组遂展开大规模调查,在一个月内联络了香港480家银行,最后查明葛柏的海外存款居然有62.4万港元。但由于负责调查此案的反贪局隶属于警察部门,葛柏运用种种手段阻挠调查的进行,律政司要求他一周内解释清楚这些钱的来源,没想到他却轻易地绕道新加坡逃回英国。消息传出,香港市民再也不能容忍,他们纷纷上街抗议,“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此起彼伏。
港英当局见民怨沸腾,生怕影响统治,便开始认真处理此案。恰巧,当时新上任的港督麦理浩也有意肃清香港吏治。乘着这一股“东风”,麦理浩于1973年10月17日向立法局申请成立一个专责独立的肃贪机构。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宣告成立,廉政专员由总督委派,隶属香港总督,对总督负责,其他任何机构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廉政专员的工作。  
成立后的廉政公署,从警方的反贪局迅速接手此案,找到葛柏受贿的证据,随即开始引渡工作。经过8个月数度聆讯,伦敦法庭终于判令把葛柏解回香港受审。1975年,葛柏在香港被判处入狱4年。葛柏的最终落网,也为廉政公署树立了声誉。此后,麦理浩便把廉政公署作为利刃,掀起一阵“廉政风暴”,手段异常严厉:他要求那些拥有“不明财产”的官员说明异常资产的来龙去脉;凡不能清楚交代者一律法办。为了保证廉政公署的反贪污调查独立、有权威的进行,《廉政公署条例》赋予其广泛的职权,如无证逮捕、搜查、扣押,查阅、调取资料权,要求单位或个人提供协助等。一时间,贪官污吏人人自危,最怕廉政公署的工作人员来请自己“喝咖啡”。从此,香港开启了廉政时代。
廉署立威的重头戏还有当时的“四大探长落马记”。自葛柏案之后至1976年间,成立只不过两年的廉政公署,在香港警队内部挖出了近20个贪污集团,数名警司级的高级警察被捕,数百名各级警员被捕或者被通缉。其中最大的一桩团伙贪污案涉及18名警务人员。此案告破之后,在香港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同时也在警队内部引起极大恐慌。当时的“四大探长”(吕乐、颜雄、韩森、蓝刚)中3个已经退休,然而大毒枭“跛豪”的落网,蓝刚直接受到影响。廉政公署经调查发现蓝刚居然有1亿港元的资产,蓝刚闻讯后立刻逃亡加拿大,此后再未回到香港,于1989年在泰国死于心脏病。他的资产也很快被廉政公署冻结。蓝刚倒台之后,吕乐带着数亿财富远走加拿大。1976年11月4日,廉政公署冻结了吕乐留在香港的3000多万港元,并发布通缉令。而韩森和颜雄两人见势不妙,纷纷提前退休,携款外逃。由于这些携款外逃的贪官长期被通缉,他们在异乡只能隐姓埋名,有的语言不通,又不能返回,过着一种暗无天日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廉政公署在通缉他们的同时,还冻结了他们的财产,有些人虽然携带了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财产,但在国外使用却是难题,因为一旦使用的话,就有可能暴露自己的行踪。因为所有外逃的香港贪官随时面临被引渡的下场,所以韩森在逃亡加拿大后,又辗转美国、菲律宾、印尼,始终无法安享手上的不义之财,最后客死他乡。而吕乐、颜雄也分别在泰国和台湾“避难”,其境况相当凄惨。“廉政风暴”使香港吏治为之一清,并为香港的长期繁荣奠定良好的基础。因为,没有清正廉明的社会环境,经济繁荣无从谈起。
成立四十年来,廉署一直通过执法、预防及教育三管齐下的方法,秉持“打击贪污,不惧不偏”的宗旨,力求使香港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地方之一。香港反腐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得益于廉政公署完善的廉政法律体系和制度设置,更重要的是其已将廉洁、公正的观念植根于群众心中。这场“静默的革命”,使市民大众对贪污的态度由无奈接受转变为公开唾弃,且进而积极举报,孕育廉洁社会。经四十年的发展,廉政公署已成为香港法律、政治和精神上强大力量的标志。香港成功的肃贪经验的启示在于:仅仅依靠事后的惩戒是远远不够的,对腐败的全面预防,从源头上治理腐败,营造出清廉、效率的社会氛围和官场文化也许是行之有效的长远方法。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也就是说,反腐既要依靠人民,也要回归到一个常识:不贪,才是为官之道。贪官,腐蚀了党,玷污了党,他们是党最大的敌人。反贪,是让党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才是公务员的从业原则。
当前,党中央对腐败的“零容忍”,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正是为了党重新获得人民群众的最大拥护。而人们也欣喜地发现,在由习近平总书记主导的“廉政风暴”开启后,各级部门把减少“三公消费”制度化,制定了勤俭节约的具体规定。财政部规定所有部级以下官员出行不得乘坐商务舱或住套间,国务院规定政府各部门不得安排与本部门业务工作无关的出境考察或培训,不得在风景名胜区举办培训等等。以前很多只有滥用公款的官员可以享受的项目、物品,现在都在走大众化路线,社会奢靡风气戛然而止。人们期待,这股廉政之风不是三分钟热度,而是一场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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